我当文革造反派(八)
2014-10-06 20: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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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老家串联的日子里

我之所以选择此时离开,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武汉造反派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不再存在需要我革命的对象,我也没有从这个胜利中“捞油水”的动机;二是自从考上大学后,由于家庭贫困,回家远路费贵,时过一年半了没回去过一趟,十分想念父母;三是从两个老师的来信中早已知道母校县一中也揪出过“三家村”,不知道这些被冤的师长及被打成“右派”的师弟们平反了没有。经过联系,我校、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医学院、武汉地质专科学校等一共十多个从母校毕业的老校友组成了一个“挺进鄂西北红色造反团”,坐火车转汽车,回老家“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去了。

此时的家乡县城,可谓满目疮痍。原先县城完好的城墙在运动初期“破四旧”时被尽数拆毁,几条小街像被人扒光了衣服的瘦孩子,裸露在萧瑟的寒风中。全县最高的两座建筑物天主教教堂和福音堂也被拆掉,原来的私人小货摊全部消失,不少国营、集体工商企业经常停产和关门。只有花花绿绿的标语新贴在铺面上或摇曳在寒风中,告诉我们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的洗礼。县接待人员安排我们住在尚未完工的一个招待所里,吃饭要去半里开外专门为串联师生开的食堂。

头几天,我们自然各自回家看望父母家人。家住在县城的,每天都能抽时间回去。家在乡下的同学回去两三天后,也就返回了。正式工作开始后,我们推举我校法律系六四级的李兴树同学和先期来的北京大学学生雷音为负责人,设立了接待组、材料组、对外联络组,先在大街上刷了几条“炮轰”“打倒”“彻底批判”“进行到底”的大标语,小小县城一下子轰动起来了!

这当儿,我要讲一件与我们串联公干似乎没有关系的小事。

与我们一同回来串联的有个华工六四级的冯家彬同学。他有个姐姐在武汉银行系统工作,他开始在武汉读书。到高二下时,因他户籍在老家,不能在武汉参加高考,只得转回到老家中学读高三。以前他学的是英语,我们学校只学俄语,他硬是用一年的时间把俄语补上来。在1963年的“五四”晚会上,他曾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充沛激越的男高音人人叫好。而当年高考作文题正是应合反对苏修的“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偏僻闭塞的大山区,兴许很多同学连“国歌”与“国际歌”也分不清哩!当年他考上华中工学院,上大学不到一个月,却又被学校除名。什么原因呢?原来冯家彬家庭成分是“工商业”,说直白一点,即资本家。他家在解放前开过药房,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山区县,矮子里面拔将军,解放后就划成资本家了。那一年我县考上大学的只有4人,冯家彬考上的又是一类大学,那还了得?在讲阶级、重成分的年代,“资本家的娃子能读大学,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却没资格”的告状信、抗议书寄到上级部门,所以学校才将他除名。后来,他的姐姐及在北京工作的哥哥找上级反映、要求,华中工学院于次年才将他重新召回,由上年读的无线电专业转到铸造专业。他读高三时,我读高一,都担任班文娱委员,经常打交道。在高考复习时,他又借用我的物理力学部分的作业本,相互更为熟悉。我上大学后,他每次到住在武昌解放路的姐姐家去时,必定到我那里玩,所以他与我的关系比与别人更亲密。

有一天天黑定后,他约我一起到他家里去。我说,你一个人回家吧,我去了会多给你爹妈找麻烦!他说,你给我做个伴。这时我们已经回来六、七天了,他竟然一次也没有回过家!我们这批回来的同学,谁没有急切切地先回家看望父母?冯家彬的家就住在县城东街,然而他却头一次回家,还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回去。这种做法,非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过来之人,根本不能理解。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们两人都默默无言。当我们悄然推开他家们时,冯父一下子愣住了!我叫了声“冯伯”,冯伯还怔怔地看着儿子。冯妈听到动静,马上把昏黄的煤油灯举了过来,待看清楚是儿子时,撩起衣襟,拭着混沌的眼泪。只到这时,冯伯才低声说,“早就听说你们回来了,早就听说了…”冯家彬似要安慰父母,挤出苦笑,回了一句,“还早就听说!”想到我回家的头一天,虽说在山区工作的父亲因县供销社闹革命没法办退休手续,家中生活陷入困顿,但父母见我回家后笑声是爽朗的,说话的语调是自然的,邻居们也高兴地围了一屋问长问短。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想哭!冯妈侷偻着身子,转身把煤油灯放在小桌上,招呼我们坐下。在他们一家交谈的当儿,我打量了一下房间,顶多有15平米,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桌外,还支了一座小灶。冯伯问我们吃过晚饭没有,我俩回答吃过了。冯妈说,“要吃,要吃,我们也还没吃,快的很!”我理解一个慈母的心情,不再推辞。冯母起身,不一会饭菜就端上来了。主食是肉包子,看来冯妈早作了准备,随时等候儿子归来。吃饭夹菜时,冯伯手直打颤,估计是老年病。他一再要帮我碗里夹菜,我连忙主动地去夹,免得他费力。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陪我们吃的这一顿悲喜交加气氛压抑的晚餐,我终身难忘!

谁知第二天,街上出现了两条落款“1.6战斗队”的标语:“不许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组织还乡团!”“警惕昼伏夜出的大老鼠破坏我县文化大革命!”矛头显然对准冯家彬和我们“红色造反团”。这两条恶毒的标语在我们内部引起了反响。有天晚上,地区财校的毛文玉、我校同系的杨新华两位女生与我和冯家彬四人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毛文玉怕冯家彬受欺负,担心地说:“这咋办呢?”杨新华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冯家彬,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就先回去吧?”冯家彬急得满脸彤红,委屈地说:“别人这样说,你们也…”我不待他说下去,接口就说:“怕什么怕?不走!以后跟着集体行动,看哪个敢惹你!”由于我坚持,再加上冯家彬也不愿走,这件事就算了了。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1.6战斗队”是地区卫校回来串联的学生组成的,其负责人是一位姓何的女同学。更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杨新华竟成了何姓女生的嫂嫂!毛泽东后来把“走资派”打倒后,又说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早知如此,当初何必一手挑起群众互斗?

来后我亲自接待过这样几拨人。县一中的两个女初中生(原来我就认识,是一中文艺骨干)说,工作组为了整音乐老师,硬是要逼迫她俩承认被这个老师“玩弄”过;离县城30里远的二中(该校只设初中部)来了三个学生,诉说无辜被打成“小集团”;陆续来了不少县城的乡下的小学教师,反映六、七月份县里把全县老师集中起来搞运动,怎样逼人人过关,怎样叫互相揭发,怎样抓“小邓拓”“小吴晗”。也有机关、工厂、街道居民甚至农民找来诉说各式各样的冤情。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文革,还有不少发生在以往,如划错成分的,57年没划右派却被单位开除的,“四清”运动中被屈打为“四不清”干部的,当了多年老师没给转正的,城镇居民不该赶下乡的,反映领导人腐化问题被打击报复的,等等。在来访者心目中,我们大学生组成的“红色造反团”,不亚于现在的中央纪委巡视组!

根据他们的反映看,县委在前个阶段,确实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我们鼓励他们,回到本单位建立组织,向领导要求平反,销毁黑材料。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既弄不清原来的情况,又不懂现在的政策,只有安慰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上级一定会解决。通过接待,我认识到社会问题远不是打几个“三家村”抓一批“右派”那么简单,参加造反派的人群对文化大革命的企盼也远不只是解决文革中积累的矛盾。值得高兴的是,不久后,我们工作初见成效,一中的学生组织“造反大队”迅速发展,保守派学生组织没再公开保县委了。

县一中是我们一行的共同母校,自然是我们联系的重点单位。我记得头一次进一中,在校园内碰到张良漠老师,我很自然地叫了声“张老师!”谁知他眼圈一红,动情地说:“已经有半年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了!”我读高二时,他教高三语文兼班主任,年龄三十左右,原来并没有听说一中“三家村”里有他,他是什么问题?正想着,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擦眼睛,默默地走了。事后听说,运动中,抄查出了他的“黑日记”,他变成了“牛鬼蛇神”。

经过我们煽风点火,一中的老师终于动起来了。有一天,我参加了他们开的一个会。会议有近20个老师参加,别的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忘记了,唯有宋学贤老师讲的一句话因太富有诗意,印在我脑海里。他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看来,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宋老师也就只比我大八、九岁,身高有1.80米。我在读高二时,一中演出话剧《年青的一代》,他扮演男主角肖继业,我们在后台伴唱“地质队员之歌”。所以,他虽然教初中语文,我也很熟悉。宋老师的诗写得好,当年他写的《教师之歌》发表在庆国庆墙报上,开头一段“迎着八月桂花阵阵飘香,又一批新生走进课堂,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啊,引起了我的多少遐想”及结尾句“如果生命再次属于我,我仍将耕耘在教师岗位上”,我至今仍能背诵。宋老师这句“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向左转”,对前段运动多有痛感的老师们很有煽动性。没几天,教育界的“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成立了。一中教师这支造反派的骨干队伍,另一位语文老师罗国权起名叫“澄宇大队”,意即“玉宇澄清万里埃”!

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一中师生在县大会堂开了一个有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们“红色造反团”自然是大会筹备者之一。县一中党支部书记王治海在台上接受被迫害师生的批判,回答他们的质问,最后还做了检讨。我记得宋老师发了言,他质问王书记:“我父亲明明是在牢中因病死亡的,你为什么要歪曲成是自杀死亡的?”宋老师的父亲叫宋华斋,我读小学时曾亲眼看见这个“大资本家”被划成右派后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在批斗时遭受过毒打,没想到后来还被关入监狱并在牢中瘐命。人死后还被升格为“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宋老师当然有气!对这个质问,王书记好像没有回答清楚。王书记的弟弟王治超在我读高二时从老家安徽转学到我县一中(父母故去,投奔哥哥),与我同过一年学,未读完高中参军了。他的作文写得好,我很佩服,我俩多有切磋。因这层关系,那次大会我很低调地坐在下面。

其实,宋老师和王书记都是好人。在八十年代,宋老师当过一中副校长,后又提升为县政协副主席,王书记当县文办主任,我在县支行当副行长。宋老师在一次到武汉为县里忙“招商引资”时,不幸因急病逝世,终年49岁。1987年春节,王治海专门带着回家探亲的弟弟王治超到我家来玩,与王治超阔别二十多年后重聚,我当然惊喜,没想到王书记的一番话更叫我吃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彭呀,你们高考政审时,不知哪个检举你说过‘要是考不上大学就吊死在县政府门口’,在会上他们硬是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坚持说你学习好,无非想上大学呗!我若不顶着,政审这一关就把你刷下来了!”那个年代的确兴打小报告,也兴上纲上线,我的确想上大学,也的确平时说话不注意。我说没说过这句话我不记得,也没有人找我核实过,但县领导认为你说了你就没得跑!听王书记话当年,我当然很感谢,也不由得想到那次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幸亏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若是在台上晃来晃去,怎么对得起他?又怎么会有今日与他兄弟二人共渡春节的欢乐?同时我又想,当年要不是有人无故生端地搞那场“史无前例”,本来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学校领导,会去“迫害”自己的教学骨干和弟子吗?

有一天,应在县曲剧团搞编剧的老同学孙希清之邀,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去他们单位开了个会。我是从小看县曲剧团的戏长大的,其骨干演员基本上是河南艺人。在五、六十年代,他们为丰富全县人民的文化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团之初,他们演连本“封神榜”,男旦赵书才饰苏妲己。李忠堂赵元凤夫妇加盟后,李忠堂任团长,夫妻俩成为剧团台柱。不久后付荣华和穆启贵李其珍夫妇又先后到来,本土演员吴业敬、翟云仙、尹世和、周老二等演技日臻成熟,使县剧团进入空前绝后的全盛时期。他们不仅演传统戏,也紧跟形势演“三世仇”“刘介梅”“夺印”“洪湖赤卫队”“朝阳沟”等现代戏。像李忠堂赵元凤饰演的薛丁山樊梨花,付荣华饰演的韩英和“张羽煮海”中的公主,翟云仙尹世和的“刘海砍樵”,李其珍两口俩主演的“秦香莲”等等,我时常在上晚自习时也偷偷去看。在大破“旧文化”的运动初期,县剧团不得不把价值上万元的戏服道具焚之一炬,主要演员被批判凌辱,指责他们尽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怎会不对这些演员造成重创?此时他们打算“造反”,实在太合情理了!

在这次串联中,县剧团为欢迎我们,演了两场“样板戏”。在“沙家浜”中,付荣华饰阿庆嫂,李忠堂饰郭建光,穆启贵饰刁德一。在“红灯记”中,吴业敬饰李玉和,翟云仙饰李铁梅,李其珍饰李奶奶,付荣华饰卖粥大嫂。与我在其他地方看的“样板戏”相比,除了灯光、服装、伴唱差一点(伴唱差是因为演员人数少),主要演员表现毫不逊色!

可惜,对我来说,这两场演出,竟成了绝唱!待“七.二O事件”发生后我们再次回来串联时,县曲剧团已被解散,河南演员遣返老家。成立不久的县文工团也为我们搞了欢迎演出,节目有蹦蹦跳跳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有反映形势大好的“对口词”等等。两相对比,不免令人生发“黄铜毁弃,瓦斧雷鸣”之叹!在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时,县里并没有对已遣散回家的主要演员李忠堂夫妇、付荣华、赵书才、周文学等人落实政策,以致这批老艺人生计艰难。后来,主流话语总是把破坏戏剧事业迫害艺人等恶行,上归罪于“四人帮”,下归罪于“造反派”,完全掩盖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各级党政领导应负的责任,实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众所周知,梅兰芳的儿子梅葆玖在1959年就划为“右派”,尚小云李长春等京剧名家在1949年后就无法正常演出,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自杀于运动初期,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风英自杀于1968年清队,人死后军代表还要开膛破肚查“发报机”。京剧赵燕侠、汉剧陈伯华、豫剧尚香玉、越调申凤梅、越剧袁雪芬、评剧新风霞、电影赵丹等一大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在1966年5、6月份就被打成“反动权威”“戏霸”,赶下舞台,接受批斗。著名电影演员谢芳十月份加入造反派时,她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造反“声明”的标题就是:“破鞋也要闹革命”!那时,尚未出生的“文革造反派”怎可能整他们?

从我县曲剧团初始被解散到后来落实政策不到位,在我县官修史志中,被遮盖得严严实实,上述演员的名字一个也不曾提到!我之所以在这里赘述过往,除了澄清一点历史真相外,也想向这些不知散落在何方是生是死的县剧团的老演员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和怀念。凡是对人民做过好事的,权势者可以视为草芥或灰尘,有良知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在县里串联时,还派了三个同学到离县城八十里路远的县三中去调查一件什么事。他们去后没两天,打回电话说他们受到当地保守组织围攻,人被打伤了。于是,“红色造反团”除留下几个女同学外,紧急到县车站要了一部卡车去解围。在当地呆了一天,还没理出个头绪,县城留守人员又打来紧急电话,说是团部被保守组织的人冲击了。闻讯后我们连夜步行往回赶。天刚刚亮到了住所,正遇到这伙人在抢我们的办公用品和行李包,两三个留守人员在奋力争夺。见我们主力部队赶了回来,他们方一哄而散。隔了两天,有人指认出两个带头的,其中一个竟是比我低两届的一中女校友,在学校读书时还十分熟悉。在县车站一间办公室审问她们时,我也在场,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头始终低着。因她们就是不说话,我们损失也不大,就让他们走了。时隔12年,我又调回老家工作时,我与她竟成了邻居,相互间谁也不提这回事,就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

将近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造反团”因怕被“砸”已搬到一中住了。带我们物理课的王忠彩老师结婚,接到邀请时,天已黑定,店铺早已关门。那时的婚礼十分简单,既与破除“四旧”之一的“旧风俗”有关,也与物质贫乏有关。按老家习惯,哪有空手去恭贺别人婚礼的呢?见我们犯难,一直带我们语文课的老班主任张嗣震老师说,我这儿有套新“毛泽东选集”!当年送毛著当礼品,不仅不算小气,还十分新潮!君不见到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救灾物质之中不还有“送去了毛泽东思想”一说吗?于是我们撕了二指宽的一条红纸,从中间把四本毛著一扎,十分尊重地当着贺礼送给了王老师夫妇。婚礼在一间办公室进行,中间支了一张大桌子,上面摆了一、二十盘花生、瓜子、柿饼、枣子、核桃、板栗及糕点糖果。无需礼仪公司,无需证婚人主婚人,无需三拜,师生三、四十人围成一圈,有说有笑倒也热闹。这样“革命化”的婚礼说给今人听,他们一定难以置信!

这次串联,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自从我们回来后,县广播站就取消了本地新闻节目,只转播中央电台和湖北电台节目。在1967年元月中旬湖北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后,当地群众组织也齐聚县广播站要夺权,并传信到我们那里。我们约有三四个人去了,这时天色已黑,外面乱哄哄的。别的组织的人我们不熟悉,赶紧找到一中“红教工”的罗国权老师商量,决定只留下几个代表与站方谈判,以免人多失控,毁坏了机器设备,问题就严重了。来的群众倒也听话,马上撤了。“红色造反团”负责人李兴树和罗老师代表造反派与县广播站陈站长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罗老师、华中师范学院王兴和与我共同留下来,参与组稿、编辑、播音工作。当时广播站只有女播音员戢太云同志一人,年近30,我们加入后,男女共同播音,广播站名称自然改为“县革命造反广播站”。开始罗老师担任男播音员,后来他要回去创办“山城烈火报”,我就当男播音员。广播条件很差,不能预先录音,只能直播,手摇唱机。戢太云同志态度不太热情可以理解,但也教给我怎样读准普通话,怎样开关播音设备,直到我们离开,没有公开发生过龃龉。

1978年,我从南昌调回老家工作,老婆恰好分到广播局,家也设在广播局,与戢太云家隔壁。头次见面,她嘿嘿一笑,“呀,是小彭啊”!语有“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则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没有半点隔阂。以后她给我说,那回见到那么多人围来,生怕有坏人捣乱,若不是你们赶来,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第二年,我老婆和她一起奉单位安排到乡下帮忙割麦子,乘车时两人紧挨着站。谁知路上卡车一歪,她腹部被车梆子一顶,痛疼难忍。我老婆碰伤了腿,马上喊停车子,护送她往县医院抢救,不幸来不急了。戢同志临走时才42岁 。

在当年“七.二0”事件后,我们十多位同学又一次回到家乡。这次一回来就住到县一中,时间不长,虽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所得不多。有些见闻,已记录入拙文《母亲的骨气》,在此略过。到了1970年,这所设在老“城隍庙”的全县最高学府,学生早已上山下乡,被充作兵营,教师员工遣散到各乡下中学或农校。我最敬爱的张嗣震老师分到离县城300多里远的一所新办公社中学,还摔断了腿!1972年我刚从军垦农场分配,回家小住时在街上碰到在乡下技校的罗国权老师。谈到当年事,他感慨地说,我们当做正经事办,谁知人家是搞到玩儿的!仅此一句话,就洞穿了文革“瞎折腾”的实质!直到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县里做工作,驻军才撤出,县一中又恢复。文革初被打成一中“三家村”头子的冯清源校长重新主持工作,陆续召回旧部,一中才慢慢复兴。

经过时光的沉淀,历史终于为县一中的“文革造反派”正了名。除了上面介绍的宋学贤老师外,罗国权老师在八十年代担任县人大副主任,王忠彩老师担任县教委副主任。运动初期被打为“三家村头目”的冯清源在退休后被聘任为一中“终身名誉校长”,当年的“牛鬼蛇神”之一张良漠老师调入武汉某大学任教授。学生组织“造反大队”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担任县两个骨干企业的厂长,一人还兼任县长助理。另一“右派”学生也担任县重点企业一把手。而保守派学生组织的一个头目在知识青年都下乡的时候,受县革委会重用直接安排到交邮局工作,不到三年因查出贪污问题,自杀未遂被开除公职。

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破坏中国教育事业的罪魁祸首,究竟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造反派”?还是另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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