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文革造反派(七)
2014-10-06 20: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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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校文革被迫组织集体上北京串联后保守派分崩离析

这时,一直驯服于校文革的红卫兵也不再那么安分了。自从大串联开始后,他们一直规规矩矩地呆在校园内,这时也强烈要求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面对内外压力,校文革在十月下旬,被迫同意全校师生集体上北京串联。

在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造反派在校大礼堂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集会。参加大会的,有已经公开造反的,也有不少还没有造反的师生。会议开始,有个头头先讲话,要求造反派战士们到首都北京后要认真学习取经,抄录收集资料,不要乱来给造反派造成坏影响。后来政治系老师彭勋讲了话。彭勋身材高佻,五官周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讲话中剖析了他怎样克服“怕”字、公开站出来的心路历程。只记得他说,我今年32岁,原来顾忌是教师身份,又是共产党员,明知真理在哪一边也不敢行动。现在想想也就只比在座的同学大了十岁,革命造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的,我为什么还要怕这怕那呢?今天,我公开表个态,跟着小将们一起干!彭勋的讲话抑扬顿挫掌握的准,面部表情与手势配合恰到好处,极富感染力,对尚在观望之中的师生尤其是老师们来说,简直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会议时间很短,效果极佳。彭勋的确有演讲天赋,日后不仅成了我校造反派的灵魂人物,也成了全市“新派”发言人,有人善意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彭油嘴!

一个大学的师生整体上北京串联,可能在全市乃至全国也算唯此一家。这一是反映了校文革心虚之至,害怕对学校运动失去控制,二也证明了湖北大学校文革在省委心目中的特殊分量。在当时交通秩序极其混乱、火车早已人满为患的状态下,没有省委关照,火车站岂会为一所学校安排一列赴京专车?无论怎么说,这是校文革成立后,做的最得全校人心的一件事。我们那天是下午出发的,从一大早到临走集合出发的那一刻,校广播台反来复去地只播放一首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有趣的现象,表明校文革面对不可抗拒的运动潮流,已是力不从心了!

包乘专列就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座位不说,走道也不再拥挤,与头次上北京时连行李架、厕所也挤满了人相比,真是天上地下。在车厢内,观点相同的师生自然而然地坐在一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一路上,两派为了证明自己革命,自己有理,时不时的打起了“语录战”。

那时,红塑料皮烫金字的“毛主席语录本”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一样,人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方指挥者站起来大声说道:“请大家打开语录本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大家”立即齐声朗读:“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另一方领头人见状,马上回应:“请造反派战友们打开红宝书第几页第几段,一、二”!底下“造反派战友们”则更精神地背诵:“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一方马上又响起:“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另一方随即回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一方见占不到便宜,马上来一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则应对:“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如此你来我往,反复无数个回合,直到最后喊累了,挑起的一方见捡不到任何便宜,才主动休战。而应战的一方本来还处于战备状态,见对方迟迟没有新攻势,方才收起语录本。这时,主动挑战的一方往往会发出一阵讪笑声,表达的意思是,让你们白去备战吧,我们早就休息了。被动的一方见对方已是收兵回营,则回应获胜后的笑声。如此,车厢又恢复常态。

这样的旅行情节说给后人听,他们一定会大惑不解。对立的双方不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吗?不都是毛的好学生吗?论战的依据不都是出自一个人的书本吗?为何见了面像乌眼鸡似的,非要争个你输我赢,斗得你死我活?让本应无仇无恨的同校师生在火车上也不能安静?

这个问题,我当时未作他想,只是感到有趣好笑!而现在是想不通,为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全部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功能,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一个人的话语而悲哀!

毛泽东本人对此倒有一番解释:“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毛泽东专门为中国人创造了斗争哲学,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以至于时隔半个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王伟光这个研究社会科学的“理论权威”还念念不忘祭起“阶级斗争”破旗,号召资财上千万上亿万的腐败分子权贵阶层这类“无产阶级”,对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底层民众,实行铁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充分证明这个“思想”该是多么影响深远威力无比啊!

进京后,全校师生住在一所军事院校。这所学校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贴满了揭露邱会作生活荒淫腐化及前阶段整老师整学生的大字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邱会作是什么职务。后来当然清楚了,林副主席专门因他发表了一通“要看大节”的“小节无害论”后,他很快被“解放”出来。在五年后林彪“9.13”叛逃后,他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又被“打倒”,文革结束后被正式判刑十多年。假如林彪不当时发话“解放”他,他也不会因林彪倒台而受牵连,文革结束后,还不是一样当受文革造反派“迫害”过的“革命领导干部”?人的命运,真是捉摸不定!从邱会作的命运浮沉中,不知那些美化毛泽东搞文革是为了“反腐”的辩词,有什么事实依据!

也就在这次串联中,我收到一张油印传单,上面只登了一篇“社会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血统论》。文章以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揭露了人与人从一生下来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我的家庭出身虽然好,但长期批判“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革命舆论,总使我觉得心里不踏实,生怕哪一天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再加上从小学到大学,目睹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只因家庭成分坏而失去读书的机会,有些出身优越的同学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却总爱拿大帽子压人,使我与文章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那时,我尚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遇罗克,更不会预料到遇罗克会为这篇文章在1967年被我专政机关逮捕、在1970年3月5日被枪杀!3月5日,那可是向一贯做“好人好事”的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啊!我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以用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一个年仅27岁的思想先驱的实际行动,落实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不知这是巧合,还是必然?是讽刺,还是专门挑选这个日子去破解一个神奇的密码?有些人至今还在宣扬文革有什么“大民主”,不知他们对文革有几分了解!

 11月3日,是红太阳接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师生早已兴奋地坐在主席检阅车要经过的大道两侧,激动地唱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毛主席!”及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发明创作的“语录歌”。也有人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这首歌的,估计是受伤的少数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口号更是此起彼伏。顺便记一笔的是,那个一辈子歌颂毛泽东思想、发明“语录歌”的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没料到在1972年竟死在官方为他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他与“毛泽东思想”真是结下了生死缘啊!(祥见拙作“我最熟悉的两首红歌”)

我们坐在长安街上,在等待幸福的时刻降临之前,我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抓紧演开了节目。那首响红武汉三镇气势磅礴的“湖北省委好”他们自趣地免了,但别的节目自夸自赞的基调是变不了的。有一个“十唱十六条”的女声表演唱,当她们演到“三唱十六条,十六条订的好,文化革命委员会,一轮红日当空照”时,下面的造反派马上齐唱:“湖北—省—委——就是好”!这一作弄,她们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当男女演员们共同演出“带着喜讯上北京”这个歌舞节目时,造反派们从演出开头就哄唱“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惹得大街对侧的外地师生也大笑起来。

终于,载着伟人们的检阅车缓缓驶过来了。伟大统帅自然坐在头辆车上,他时而向左边招手,时而向右边招手,时而颔首露出满意的微笑。无论他采用哪种姿式,“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都会山呼海啸般响起来。这次来北京,看到不少校园内已经出现了点刘少奇邓小平名的大标语大字报,也公开了毛的那张“炮打司令部”,还看到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其父亲反对毛主席罪行的油印小报,因而对刘少奇这回是否还会出来接见心存悬念。当我看到刘、邓随后出现在后面的检阅车上时,心里还有几许欣慰。

这次来北京的本身,就说明校文革已难应对内外压力。回校后,造反派不失时机地在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员大会”。“六.二O事件”中被打成“坏头头”的五位代表之一—政治系张维荣老师上台控诉了他被打成“反革命”后的一系列磨难。他讲到伤心处,失声痛哭,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普遍同情和义愤。动员会开过后,全校立刻掀起了批判湖北“黑省委”的高潮。

在造反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保到底有错,反戈一击有功”的宣传攻势下,新成立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造反公告”或“建队声明”张贴出来。连保守派的骨干力量校广播台和校宣传队的成员也陆续贴出了或单人或联名的“造反声明”,戴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终于有一天,我系一部分同学拥入系文革委员会,抢了运动初期工作组整的“黑材料”并当场烧毁。经此一击,系文革委名存实亡。那一天我在宿舍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高兴,但并未参与行动。因为我自信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他们整成“黑材料”,用不着凑那份热闹。

在大专院校、中学造反派逐渐壮大起来的同时,各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成立(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另一个工人组织“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也接着在12月上旬成立。为应对造反工人,工厂中的保守派也联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 简称“职联会”)。由于此时造反派已形成主流,“职联会”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此时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处于风雨飘摇状态,不少成员见大势不妙,又不甘心屈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拉出来另立了一个新山头,叫“武汉三司”,其主打口号是:“思想兵打我,我打刘邓”,保省委的宗旨依然不变。我校法律系几个人还贴出过成立“武汉四司”的公告,公告贴出后没有任何反响,以至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出现过这样一个只贴过一张“成立公告”的组织。

随着工作组整的“黑材料”被抢、系一级的文革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瘫痪,12月的一天晚饭后,我校造反派在广播台内部人员配合下,一举夺了校广播台的控制权,广播台由“湖北大学广播台”更名为“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当气势昂扬的喇叭声传来“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喜讯后,我系各宿舍发出一阵阵欢呼声!不一会,各战斗队自发地搞了一次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不久后,广播台又播出一条大快人心的喜讯,经各系造反派组织充分协商,全校成立了“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临委会”)!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全校运动的权力机构。“临委会”主要成员有计统系六三级学生党员龙铭鑫、“八.三一革命队”原“勤务员”谢邦柱、政治系教师张维荣、彭勋、计统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计统系学生黄牛、法律系学生何一华等人。原“八.三一革命队”“勤务员”叶天放同学成了我系负责人。

在校、系两级临时权力机构建立之后,原来跨系跨班的组织已无存在必要,校临委会要求各班都以班为单位成立新组织。那时造反派组织大都以毛主席诗词或语录中的词汇为名称,什么“驱虎豹造反大队”“长征兵团”“花枝俏战斗队”等等。我们班几个骨干在商量起个什么队名时,大家七嘴八舌,有叫“造反有理”的,有叫“斗熊罴”的,有叫“风雷激”的,五花八门,难以统一。我发言说,我们班保守派与造反派观点虽然不同,但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大家今后还是要在一起相处,何必起火药味那么浓的名称刺激人?我看就叫“同心干战斗队”吧!“同心干”亦是典出毛泽东“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词句。我这一说,得到大家赞同。接着又商量推荐几个头头候选人,结果推出了首批造反、活动能力强的万学华、刘邦华同学及女生代表朱芝华同学。我又提议加上后来加入造反派的陈兴旺、许科甲同学,理由是他们虽然加入造反派晚一点,但群众基础好,组织能力强,便于团结全班同学。我的建议也被大家接受。在推选过程中,自然也有人提到我,我以我头脑简单不是当官的料为由谢绝了,表示只配当个骨干“喽啰”。此时,我班游离在造反派之外的只有七、八个人,在全班大会上,上述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在这个阶段,武汉一司的红卫兵无法公开保省委了,在市内大街上 已难觅行踪,少数顽固者潜入省城周围县市活动去了。

进入12月份后,全市造反派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口号: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把前省委书记王任重的性质升级了!各大造反派组织共同派人组成专班北上北京、南下广州去揪王任重,向中央文革汇报这个“强烈要求”。据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打倒王任重!火烧张体学!”的提法很赞赏,认为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消息传来,难免更鼓舞士气。年底,不知“专揪队”在哪里找到了王任重,要开他的批斗会!

1967元月1日,在失序的武汉,处于运动高潮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个节日。全市造反派早早行动,打着校旗、队旗,喊着口号,有条件的还开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从四面八方拥向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了对全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黑干将”王任重的批斗大会。我们学校自然安排在会场前面。这当儿,我说不清对王任重是爱还是恨。为什么呢?因为我记性好!我记得我是在读小学六年级或是在初一上时,在县城十字街头,看到了这样一幅标语:“山青水秀,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幅标语语言美,意境美,与常见的革命口号“要斗争”啊“而努力”呀大不相同,与我潜意识中的社会理念十分契合。当时我还怕这是一条有问题的标语被人追查,故而印象格外深刻。在文革中,有人揭发出来,这个口号原来是湖北省委1958年某次会上制订的建设规划,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修正主义,是王任重的一条罪状。为此我不禁为王任重抱屈,认为王任重内心想法其实与我并没有本质区别。再一条,大跃进初期我省麻城县等地虽然也早早地放过卫星,《湖北日报》还刊登过“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样的新闻,王任重也左,但在最困难的时候,邻省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我县靠近四川,有不少四川姑娘可以为了50斤全国通用粮票作聘礼嫁过来。湖北人虽然也饿肚子,我们户口是“市民”的中学生毕竟还有32斤口粮供应,全省饿死的人比四川少多了。由此我感到王任重与四川的李井泉相比,还是好多了。除了省委派工作组不对外,我没有更多的理由要打倒他。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王任重是个“党内秀才”,文章写的好,《湖北日报》上许多署名“龚同文”的文章就出自于他的手。这样三想四不想,我就离开队伍,一个人从后面挤上主席台,想近距离看看王任重是什么模样。

由于我戴的“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旁人还以为我也是台上工作人员,就没有人干涉我。我站在主席台的路口,不一会,王任重被两个大汉押上来了。他穿着一件黄棉大衣,头没有垂下,而是吃力地抬着。当我和他面对时,我看他被押成喷气式,腰被迫弓着,头部倔强地上仰着,比我矮不了多少,蜡黄的脸上有几粒小雀斑。我从他眼神中看到了屈辱和惶惑,而他似乎也从我的目光中读出了不同于一般仇视目光的同情和怜悯,与我足足对视了5秒钟。就是这短短的5秒钟对视,使我转了念头。当他又被推搡着往台前走去时,我怏怏地下了主席台,索性离开会场,一个人到附近的中山公园溜达去了。

这是继全校批斗“右派”师生、全系批判徐时澍大会之后,我参加的第三次大型批斗会。

事过之后,我从小报上得知,在这个会上,有10多人上台发言控诉批判。王任重的主要罪名是,在前阶段运动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湖北的代言人,在党内结帮拉派,搞独立王国,把许多党的好干部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实行了白色恐怖,还制造了我省文革中第一例被枪毙的冤案。看过报道,我一方面想到运动初期,《湖北日报》确实发表过不少批判程云、陈一新、曾淳、马识途这些文化名人或分管文学艺术领导干部的文章及批判武大湖大“三家村”的文章,鼓吹过“灭资兴无”“破旧立新”,造成了社会混乱,省委工作组在其他大学肯定也揪斗过校领导也抓了不少“右派”师生;另一方面我又想,他当时若不这样搞,拿什么向上面交差?在中央从上而下的统一指挥下,他能搞什么“王氏独立王国”?这样一思考,我又陷入了茫然,觉得很多问题从官方保守派到革命造反派那里,都找不到完美的答案。当然,那时我还没意识到,这种朦胧的思想叫做独立思考,只是从王任重的无助无奈的眼神中,感到革命具有残酷的一面。尽管好不容易迎来了造反派胜利已定的大局,也难以再激起我“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壮志豪情,决心离开这火热的“战场”,回老家闹革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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