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文革造反派(五)
2014-10-06 20:16:17
  • 0
  • 0
  • 34

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在8.1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之后,我校及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也照葫芦画瓢地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与第一拨首都老红卫兵不同的是,这次普遍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官办的。我班第一批当上红卫兵的只寥寥几人。我认为自己家庭出身及各方面条件都不比他们差,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第二批才被批准,心中未免有些不快。经过两批发展,全班只剩下几个家庭成分坏的同学被排除在红卫兵大门之外了。在大搞“阶级斗争论”时代,对外宣传上总是说党对“黑五类子女”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实际上哪有那回事?我们第二批红卫兵只比第一批红卫兵晚当了二、三天,也就是这两天的差距,使我感觉到“上面”还是对同学们搞了分类排队,因而对梅同学及那几个头批加入红卫兵的“左派”心生芥蒂。现在回想,假若当初校系文革委员会对同学们一视同仁,说不定我也不会跟他们离心离德了。

这时,得风气之先的北京学生开始了大串联。在武汉市各大专院校中,我校离武昌火车站最近,交通最方便,自然而然成了南下学生驻扎的首选。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消息。一天,校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幅作家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及批判文章。文章绘声绘色地分析欧阳海拦惊马的图像是一幅中国地图,哪是首都北京,哪是一柄利剑,又怎样剑指北京,作者如何包藏祸心等等,说得活龙活现。经文章一指点,我的思维不由得也跟着转了。《欧阳海之歌》可是最走红的名著呵,也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太可怕了!还有首都中学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及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大肆宣扬“血统论”的一份讲话,我一一大致读过,觉得与漆林那次讲话的有些观点相似,只不过更全面口气更冲更理论化一些。还有其他一些传闻,都足够刺激,使人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除了武汉市,别的大城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此时本可乘机以串联的名义到两个姐姐居住的广州市和广西柳州市去看望她们,可我只想到北京去。大概不少同学和我怀有同样的念头,我班十多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在我们班首批赴京串联人员中,有与我同室同组(每个组7名男生)的原副班长欧本刚、李玉华、樊令文、吕佰鉴,一组的原团支部宣传委员田光荣、行政组长向东(文革初期在改名高潮中改的名字)、团小组组长马铜铃、万学华,二组的刘邦华、刘春生等人。这批人家庭成分都好,一半来自农村,只有两人不是团员。我们组行政组长杨奉祥、刘绍烈二人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就是不爱关心政治,没有参与我们行动。就是这样,我们寝室也是全班头批外出串联最多的。此行没有明确的牵头人。

此时的武昌火车站已是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学生红卫兵,我们好不容易才挤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说是“挤上”,有点不太准确,因为车厢里面已经挤不进去人了,车门也关不住,我和另三位同学开始就坐在上火车的阶梯上,手紧紧地抓住上车的扶手。当时气候炎热,车厢内的热气汗臭直往外冒,车厢门口站着的同学挤得一头大汗,苦不堪言。相比之下,我们四个坐在车厢外边的,火车一开大风刮的凉悠悠的,还感到十分幸运哩!

一路千辛万苦,车到北京时已是晚上。我们十几个人谁也没到过北京,经一路打听,才步行到天安门。这时,天安门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昏暗,与我心目中的“中国人民的心脏”实在不相符。不远处的天安门城楼在空旷的广场映衬下,既孤独又冷清,也跟平时歌中唱的“雄伟壮丽”“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很大差距。在广场上我们略作休息,在晚上11点左右摸索到附近的一所中学。他们还没接待过串连学生,经校方同意,我们将就在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商量住到哪里去。这当儿,李玉华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低声说:“章尔连是班上派来的特务,怎么办?”我听了不由大吃一惊!我认真打量了一下十多个同学,只有他与梅书记是一个组的,也当过团小组长。他们寝室只来了他一个人,他也是来的同学中唯一一个首批当上红卫兵的,平时城府较深,与我们不算交心,在我们酝酿来京时他也没有参加。虽然我感到李玉华的判断不无道理,但没有证据。再说,我们此行光明磊落,有什么可保密的?怕他侦探到什么?这些念头一闪过,就坦然说:“我们又不干坏事,怕他汇报啥?他愿意跟着我们,还能赶他走?”我这一说,李玉华也就不吭声了。等我俩过来,刘春生说,我有个老同学在北京政法学院,我们找他去。于是,我们拎起简单的行李,时而步行,时而搭乘公共汽车,因为不少街道在“破四旧”时改了名称,问路极不方便,中午时分才找到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不算大,刘春生很快找到了老同学。当时,政法学院同学外出串联的很多,这个同学很容易给我们找到了空床位,又领着我们买了饭票,我们就住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到一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回来吃晚饭时,吕佰鉴说:我打听到了,某处设的有专门接待站,统一安排进京串联的,吃饭不要钱。吕佰鉴是六四届高中毕业的,非团员。他说他上年考上洛阳机械学院后因嫌这个学院是学制造拖拉机的,就以患了肝炎为借口退学了。在刚入学评助学金时,系里指定各班由团支部负责,各组由团小组长负责。他可能有上一次入学的经验,故意摆穷,不仅吃上了全班最高助学金,而且连床单枕头都是申请学校发的。后来他父亲来看他,给他送来了床上用品,他竟当着我们好几个同学的面,催促他父亲把这些东西又拿回去了。因为他一贯自私,全室同学没有一个瞧得起他。听了他一番介绍,我心想在学校吃饭不也要花钱吗?何必这好占便宜?见大家也都不吭声,我就说,算了吧,转来转去的,多麻烦!李玉华说,我的风湿腿犯了,不想动。领我们到政法学院来的刘春生自然不愿意辜负他同学的一片盛情,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中午在外面吃饭,一天只在这里吃得上一顿饭,算那个小帐干啥?这样一议论,吕佰鉴不做声了。

余下来的日子,我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有揭批北京旧市委的,也有控诉新市委工作组如何迫害学生老师的,最多的是围绕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的一次讲话双方展开的激烈辩论。我们收集了几张传单,摘抄了几份“首长讲话”。其中毛主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及林副主席“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等伟人语录,给我们极大振奋!抽了一天空,我们有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照了一张手持语录本的单人相,我和李玉华还合了个影,下午到北京动物园逛了一趟。其余时间都用在革命上了。

8月3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要接见红卫兵,我们都非常高兴!谁知李玉华的风湿腿真地痛很了。不知哪个同学说了句走不动就不要去了吧。我见李玉华面露犹豫,猜他心里还是想去,只是怕万一有意外给大伙找麻烦。我就说,那怎么行!来北京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我们这么多人背也要把他背去!我这样一说,有两个同学随声附和。于是,我们跟着政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上了他们的校车,车快接近长安街后下车步行,一边一人把李玉华架着走到广场上。在进入广场的时候,人群一阵骚动,争相传播着一个惊人的喜讯:蒋介石死了!

那一天中央领导人是先坐敞篷车接见了广场外边的红卫兵后,再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的。我们站的位置靠前,清楚地见到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青这么多的大领导,我好兴奋,觉得回去后有了向人炫耀的资本。虽然那时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利的议论已有所闻,但我在向广州军区工作的大姐大姐夫的信中,仍然把见到上述首长的名字一一写了出来。事后,大姐夫还说接到信后很担心,怕我政治上不敏感犯错误。再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只见毛泽东频频招手,其他领导人招手的很少。毛泽东招手时,广场上山呼万岁,真还有人一边蹦着看一边流着眼泪。等毛泽东招毕手后,全场稍微安静些,林彪发表了讲话。林彪的黄岗话我还适应,觉得他音调很尖很高,每一个字拉得很长,仿佛使尽了全身的气力。他讲的内容跟报纸上的社论差不多,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最好,那就是他代表毛主席欢迎我们到北京来,称我们是革命小将!我心想,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回去后就不怕有人说我们私自非法来北京整我们了!回到住处后,欧本刚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在广场上人挤来挤去,一个说方言的外地同学大声吵嚷“我的鞋(hai)子掉了!”,有个说普通话的女同学在旁边责怪他:“出来串联你还带着孩子来?”

九月二日,我们顾不上去其他大学和颐和园故宫长城等风景区逛一逛的原定计划,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在上午离开了北京。唯有吕佰鉴说他想到上海去,脱离了集体。在火车站广场排队时,看到一群群的红卫兵或手持木棍或手拿皮带,站在头发散乱的老太婆和老爷子身旁,不像是外出串联的。我不由得好奇地问身边一个旅客,他们这是做啥的?那个旅客悄悄地告诉我,你没见这些老人驼着大包袱?他们是专门押解五类分子上火车的。我看到被驱逐者面露戚容,弯腰背弓,有的还哭哭啼啼,不由得心里暗暗同情。这凄凉的一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学校,发现形势大变!原来封闭式的牵着绳子挂大字报的大字报区拆除了,校内主要干道两旁都搭建上了可遮风蔽雨的大字报棚。在大字报棚里,除了陈旧的内容外,也出现了“首长讲话”、“北京来电”,还有“不许南下一小撮坏分子干扰我校运动大方向!”“坚决拥护省委正确领导!”等大字标语。到了寝室,部分同学暗中向我们打听此行见闻,还有一些同学只当没有这回事一般,班文革领导小组也没有叫我们汇报。事后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离校的这些日子里,以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同学为首的南下串联学生,已经在我校驻扎下来了。南下串联队大肆宣扬我校前阶段运动出现了严重错误,不仅湖大校文革的大方向错了,湖北省运动的大方向也错了,公开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矛盾公开后,校文革召开了校、系、班三级骨干会议,要求全校师生站稳立场,排除干扰、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等等。各班传达了这个精神,还讨论了如何反击。他们不知我们是啥观点,怎能不顾虑重重呢?

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来胆子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男生宿舍楼相邻,有一天,不知由谁提议和组织,两个系赴京串联过的同学在教学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开了一个会。我们班出去串联过的同学,除了章尔连吕佰鉴欧本刚李玉华外,其余八人都参加了会议。章尔连从北京返回之后,与我们基本不相往来,已然证明他跟我们一起出行确实是负有特殊使命。欧本刚与李玉华表示他们参不参加会议没关系,只要观点一致就行了。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只有吕佰鉴,没有谁喊他。

两个系的同学共有60多人,坐在一起,还很有点气氛。会上共同议定,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鉴于住在学校后院的计统系刚成立的组织叫“红八月造反队”,我们就以毛主席接见的那一天命名,叫“八.三一革命队”。“革命”对应“造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队名定下来后,推选会计专业六四级的谢邦柱叶天放、财政金融专业六四级的徐清安、经济系六五级的梅子惠四个同学担任“勤务员”。第二天,“八.三一革命队”发表“成立公告”:宣布退出校文革组建的“红卫兵”,不承认以漆林为首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一切活动;同时,畅开大门,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八.三一革命队”的诞生,无疑是一条爆炸性新闻。与官方自上而下批准成立的红卫兵不同的是,他们也是红卫兵,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被称作“少数派”,发展壮大后,社会舆论叫做“造反派”。官办红卫兵则先被称为“保皇派”“多数派”,后又按中央文革提法叫做“保守派”。文革历史表明,在打、砸、抢、迫害干部、知识分子和底层群众方面,“保守派”红卫兵比“造反派”红卫兵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红八月造反队”和“八.三一革命队”的成立,标志着我校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我校地处闹市,信息灵敏,且造反派组织成立的最早,因此文革史料称,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摇篮。


最新文章
相关阅读